“从转型到转向，中国人口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来看，中国人口转型一直在进行，但人口规模与结构分布现在发生了重大转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陆杰华6月29日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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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杰华指出，人口转向推动新国情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总人口规模增幅下滑。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53-1964年中国总人口规模扩大，但增速下降，1964-1982年人口增速提升；2010-2020年人口增速下滑较快。目前看来，人口负增长时代或将到来。在这一新节点之下，应注意到今后我国人口发展将面临从数量性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根本性转变。

二、家庭户规模持续增长，但平均每户减少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0.48人。小型化、老龄化、空巢化、独居化带来家庭稳定性降低，家庭生育、教育、养老、消费等功能弱化。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953年家庭平均人口4.33，1982年家庭平均人口4.41，1990年降至3.96，2000年降至3.44。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观念、婚育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开始自立门户。

三、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重大转向，人口红利下行，老龄化加速。从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0-14岁，15-59岁两个年龄段人口规模在2010年达到高峰，占比70.14%。老龄化带来老年人抚养比和总抚养高速攀升问题，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老化，难以支撑平台经济、科技创新的发展。

四、区域人口增长差异明显，人口增长多极化。按照60岁老龄化指标，中国10个省份已经进入老龄化；按照65岁老龄化指标，辽宁、天津、东北、黑龙江、上海等地已经进入老龄化。通过20年变化观察，人口增长较快区域都是广东、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区域。相对而言，东北地区人口增长不太乐观。人口增长缓慢或负增长的地区将陷入发展动力不足和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中，因此，人口老龄化先行区最值得警觉。

五、城镇化发展超过预期，成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驱动力，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预期未来15年达到75-80%，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但流动人口支撑中国城镇化率提速，城镇化水平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还将发挥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

六、高流动性迁徙特征显著，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中国流动人口达到3.7亿人，过去流动从乡到城，现在增加城到城，城到乡的流动，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流动转变。需要关注不稳定就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过去社会治理一般按照户籍属性，目前出现的大量人户分离的情况应引起重视。

七、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人口红利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迎来黄金期。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平均教育水平在初中水平，2020年达到高一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数量型到质量型虽然迎来了黄金期，但将人口质量红利转化成经济红利和科技红利仍需要诸多政策支持。

八、育龄妇女规模缩减，低生育率成为常态。1995年中国育龄妇女规模达到高峰，2010年再次呈现小高峰。此次三孩政策放开是一个信号，是鼓励自主生育，对生育环境的重构。当下的生育主体是“90后”，传统观念普遍发生转变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影响生育欲望。但并不需要过度悲观，新生育政策只是一个信号，是迈出应对生育率问题的重要一步。对此，我们还需理解当今对生育影响更多的是经济、文化等因素，并非政策因素。重新认识生育政策、重新构筑生育环境是应对生育率问题的关键。

九、出生性别比向正常水平回归，性别结构均衡稳步推进。其中，生育调整政策起了较大作用，通过三孩政策放开，人们通过生育基本能够达到对性别的要求。出生性别比涉及性别平等、社会稳定等重要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出生性别比在1982年第一次出现提升，达到108.5%，后来持续上升，现在出现缓解。目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生育政策虽然缓解了生育率，但历史遗留的“剩男”风险已经凸显。

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稳定上升，呈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稳定局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1953年至2020年均呈现增长态势，但还应关注详细的数据信息。

陆杰华表示，在看到人口增速缓慢、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红利下行、家庭规模缩小、区域人口结构差异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生育政策放开效应显现。“新国情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新国情下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日益紧迫。”他认为，代际关系制度内抚养比高速攀升加大财政压力，公共资源重新配置加剧代际矛盾、家庭责任承担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削弱、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和制度安排缺位等问题凸显。

具体来看，在经济层面，资本、技术代替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激活质量型人口红利，产业结构升级重塑消费增长新支撑。但数量性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负担效应强化，资本积累减缓，抢人大战还是要紧锣密鼓进行；在技术层面，政府应对老龄化的举措挤压研发投入，降低社会创新活力，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进行补位式替代，科技创新为老龄社会赋能；在文化层面，城乡文化关系失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文化断层；在治理层面，社会流动性增强，但整体制度滞后，制度未能适应社会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从转型到转向，新国情下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应对？陆杰华称，目标、理念、布局、任务都需要明确，要适应新国情，从战略任务上凝聚社会共识，构建适应新国情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将少子化和老龄化作为治理焦点进行谋划。同时，积极研究国际经验。

陆杰华还提出三大战略：一、面对新国情，做人口新国情的社会共识，普及新国情教育。二、深化改革开放，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好的更优质的人口环境。三、用好多元主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高民生保障能力。